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延异”的过程,经由翻译产生的意涵散播往往不存在终极的确定性。因为在翻译之后,“译名”会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味来,从而超出翻译最初的设定。因此,翻译是一个“事件”,却不是一个“事实”。进行一次翻译,实际上仅仅是一个事件的“发生”,而这个“发生”永远是一个进行时,真正的“翻译”是从“翻译之后”开始的。因而,持久的理解与交流,并且进行不断校准式的翻译,才是文化交流的正确方式。

Philip Wilson在Translation After Wittgenstein一书中重点探讨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晚期著述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相关启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尤其是其后期著述)彰显出特有的“知行合一”精神,其所创制的理论工具跳出传统的“理论桎梏”,既注重理论描写也注重生活实践,这种语言观极富想象力和洞察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和实践愿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论范式指向日常生活,并不推进任何“理论”与“学说”,却体现为一种别样的方法或思想风格,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工具。同时,其哲学理论范式中的日常生活指向也与一段德国思想史中的“在家”隐喻叙事息息相关,体现出维特根斯坦语言观中注重“人本”之用的理念,无疑对当下或未来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大有裨益。

杭州亚运会是传播杭州城市形象,乃至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亚运会各种文本的翻译是保障运动会顺利召开的重要一环。就亚运会相关材料的翻译而言,内容的忠实传递固然重要,但如何让来杭外国人理解、接受我们意欲传递的思想内容似乎更为重要。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对外翻译传播理论的相关主张,采用自我民族志方法,对杭州亚运会广告英译的策略及其背后的理据进行探讨。文章基于作者的亚运会广告文本英译审校经历,指出广告英译过程中存在的三类主要问题——未能充分挖掘原文信息要素、未能充分利用国外网络资源、未能充分发挥目标语修辞优势,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对于我国文化外译及其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英文宣传片日益成为中国高校塑造其国际形象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工具。高校英文宣传片通常以中文稿为信息源翻译而成,难以满足视听需求和宣传目的,因此需要进行视听编译。本文以上海大学宣传片译文改编为例,从分析影响宣传片编译的技术、语言、文化、社会、符号等因素出发,提出宣传片编译的三大适切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宣传片编译的技巧与方法。

本文基于应用翻译研究理论框架,结合英汉翻译具体译例,聚焦英汉时空性语言表达习性差异,尝试探索英语强时间性向汉语强空间性的语言转换策略与方法,继而剖析深层英汉“时-空”转换机制,旨在探讨如何再现英汉翻译中译入语(汉语)的地道性表达,减少“翻译腔”,使译文更精简,提高译文可读性,增强译文接受度。研究发现:译入语(汉语)强空间性特质要求弱化时体标记,遵循“先背景后事件”的强空间性语序,翻译时应减少使用显性连接成分,英语套嵌小句改为汉语并置小句,英语动词转为汉语名词等策略可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具体可操作的方法。这些具体转换策略的深层机制则呈现出译者的思维转换、概念转换和语言转换三维转换模式。本文希望能为应用翻译研究的英汉微观翻译实践与范式探索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视角。

本研究以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某省赛区复赛48名选手在英汉交替传译比赛中的口译笔记特征为研究对象,从口译笔记数量、笔记形式、笔记语言等三个维度的笔记特征出发,探讨笔记特征与口译效度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从笔记数量来看,笔记的数量越多,口译效度越高,即笔记数量与口译效度呈显著正相关;从笔记形式来看,不仅中英文缩略字符量均大于完整中英文字符量,而且英文缩写及符号的使用与口译效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同时完整的英文、中文词组、中文字和Link标记的使用与口译效度均未达到显著相关,是否使用“明确结束”标记与口译效度却呈现显著正相关;在笔记语言选择方面,研究对象更倾向于使用源语进行记录,然而笔记语言选择与口译效度无明显相关性。

翻译人才培养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培养契合国家战略和语言服务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人才,2022年翻译专业博士学位(DTI)的成功获批为高层次翻译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新时代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基于目前学界对DTI教育在培养目标、师资配备和课程设置等方面达成的共识,本文从国家战略需求知识、语言服务市场知识、高端翻译实践知识、技术研究开发知识、翻译专业教学知识等五个方面,探究翻译专业博士的知识能力培养。

目前,农业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存在与市场需求脱节、师资力量薄弱、实践重视不够、产教融合不深化、技术赋能不足等问题。在建设新农科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三融四通五个一”的农业科技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包括:“线上线下融合,产业教育融合,中外文化融合”“通理论,通实践,通专业,通语言”与“制订一份职业规划,精读一部翻译名著,参加一个翻译项目,撰写一份翻译实践报告,考取一本翻译证书”。两年的教学实践证明,“三融四通五个一”育人模式的实施让翻译专业的学生融汇各学科知识,贯通中外文化,实现了农业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

基于大语言模型ChatGPT-4o分析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试题语料库(2013-2022),考察试题文本中的中国文化叙事,发现翻译试题文本呈现出三种文化,以传统文化为主,辅以一定量的现代文化,而革命文化比例极低;采用今昔对比、典型举例、宏大叙事和话语交叠四种叙事策略,其中宏观叙事统领其他三种策略;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情感态度,但对当代中国的突出问题并未回避。整体而言,四六级翻译试题文本呈现了贴近现实的中国,体现了文化自信,起到了立德树人的作用,但在呈现的文化类型比例和叙事策略上仍可进一步优化,也需要大学英语教材和课堂教学同频共振,以促成外语教育从教学到测试的全过程中国文化输入,全面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有效提升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对汉语处所主语构式的英译研究,学界大多仅列举对应的英语结构,尚未探析选择不同英译结构的语义动因。鉴于此,本文审视汉语处所主语构式英译时呈现的主要结构及其频数和占比,旨在分析选择不同英译对应结构的语义动因。本文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穷尽式地搜集了746句汉语处所主语构式,提取霍克斯英译本中的对应句,以此为语料开展相关考察。文章发现,汉语处所主语构式的英译主要呈现8种基本结构,其中存在实体主语构式占比最高,达30.0%,而there-构式仅占11.4%。译者之所以选择不同的英译结构,其语义动因不仅受制于英语结构的语义,还取决于汉语源文的语义。

本文在分析《文心雕龙》基本逻辑结构关系和关键术语“文”的范畴关系的基础上,运用范畴理论解释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读本》中《文心雕龙》“文”英译中概念错位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认知动因,揭示中西方不同的学术和思维传统隐性地影响着译者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体现出译者“他者”身份的主体性作用方式。

翻译的教育功能指翻译作为构建新知识、传播新观念、塑造新文化的手段,在目标语社会文化中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本文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莎剧汉译文本的梳理指出,中国早期莎剧汉译在启蒙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以及语言教育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的需求变化和目标语文化对莎剧及其翻译的认识程度所决定的。

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吴宓因主导《学衡》的西方经典翻译活动,且有意识地进行翻译理论思考,而有其独特地位。他立足个人翻译实践,在对“五四”时期翻译现状进行反思后,审慎吸收中西翻译传统资源,如佛经汉译传统、严复的“信达雅”、约翰·德莱顿等西方翻译家的思想主张与实践经验,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翻译思想。本文对其译论的探析主要聚焦如下五个议题:(不)可译论、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的伦理要求、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着重关注吴宓对中西翻译传统资源的选择、借鉴与融合。通过解读吴宓译论的内涵,挖掘其思想价值,充实现有的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也为当下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参考与启发。

清末民初科技译者肩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科技翻译也从未像在近代中国这样,与国家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生活的变动不居,影响了翻译目的,同时对翻译行为与结果的期望构成了不同的翻译价值观。本文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翻译内”与“翻译外”两个层面,分别考察清末民初科技译者在翻译标准、译名规范的翻译内部表征,与翻译场域、权力关系、原本选择、翻译模式的翻译外部表征,探赜译者国家意识的具体体现,并为当今国际传播语境下科技翻译国家意识的实践提供历史镜鉴:凝练译者国家翻译意识、凝集汉语科技话语影响、凝聚国际科技话语体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翻译学科快速发展,对翻译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翻译教材作为课堂教学的蓝本,其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许钧教授所著《翻译概论》(修订版)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高等教育类一等奖,作为标杆性的教材建设成果,表现出鲜明的编写特点,其教材对象定位明确,全书以启发式的问题导向为中心,秉持正确的翻译观与翻译价值观,对翻译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与阐述,以完成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进而指导翻译实践的编写使命,为翻译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