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学自主话语体系的建设必须继续加大对中国译论资源的挖掘和整理。党政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翻译话语,但目前尚未整体进入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视野。为了把握好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必须首先厘清翻译话语的概念,确定翻译话语在我国党政文献中的文本存在形态,然后围绕翻译话语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三大方面,充分融合传统质性分析与数智化时代文本大数据分析方法,集中解决重大理论、重大议题和重大概念的问题,推动中国翻译学自主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译学经历大规模西方译论引介后,进入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的创新性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演进是以其主体性觉醒与重构为动力的系统性进程。以“中国”为方法是译学知识生产的统摄性方法论,表现为在主体、对象、方法和价值等关涉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坚守在地性,以服务本土需求为旨归,突破理论创新瓶颈。构建翻译学中国学派自主知识体系,需挖掘译学话语体系的本土意义,在学科框架、理论结构、逻辑形式等方面增强中国特色,最终目的不是形成排他性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在包容性知识生产范式赋能下,以中国译学智慧丰富全球翻译知识体系,实现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学术愿景。

传统译学基于“单底本翻译”实践范式,本研究将之称为“有本译”,其理论构建、翻译史书写、人才培养、教材编写及技术工具开发等多围绕单一完整的源文本展开,形成高度系统化的“有本译学”体系。然而,该体系遮蔽了翻译史上源远流长且广泛存在的“多维碎片式底本”翻译实践,导致其理论覆盖不全、译史叙述偏狭、理论解释力不足、教学与研究忽视基于“多维碎片式底本”翻译的实际语用现场等系列问题。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大量非完整文本、非经典素材、新媒体内容以及心智底本等碎片化翻译传播实践,表现出强大的传播效力与适应性。文章指出, “翻译底本形态”及其背后折射的“翻译本质观”问题是翻译学认知模式的根本问题。基于此,本文主张“所有易所无”的翻译本质观,提出传统翻译学认知模式的优化路径在于围绕“无本译”“无本译写”等理念构建“无本译学”“无本译写学”,将基于非完整底本、非文字性源材料及心智底本的译写和译讲行为纳入理论视野,并与传统“有本译学”“有本译写学”形成互补。在中国传统哲学“有无相生”“刚柔并济”思想的关照下,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翻译学体系,推动译学理论创新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优秀文化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的时代使命。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与早期欧洲游历者的猎奇式记述或“东学西渐”中的中国典籍对译不同,它开创了无本译写中国的知识生产新范式,融合此前来华西士中国书写的多样化、碎片化底本,通过翻译行为的隐性认知加工与写作行为同构,汇编出兼具“实证”外观及强烈意指的文本系统。明恩溥的写作并非客观的民族志。他以商旅游志见闻、传教士书信与报道、来华使团记录、海员航海日志等为底本,将中国人的个体特征普遍化和系统化,上升至国民性层面,偏误为中国文化固有缺陷,炮制出所谓的“中国问题”,使“君临东方”的解决方案顺理成章。这一逻辑进路深刻揭示了19世纪西方在华势力通过话语进行权力博弈的政治意图,凸显了无本译写策略赋予话语的强大说服力、隐秘性与欺骗性。通过剖析明恩溥的知识生产机制,揭示被凝视、被表述者面临的话语风险,为在复杂国际语境中建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镜鉴。

本文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通过自建《西行漫记》原文与复社版译文语料库,对复社译者群体翻译内和翻译外行为特征进行考察。翻译内行为特征主要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层面对比分析复社版《西行漫记》译文中译者的共性特征和译文每一章显现的译者个性特征。研究发现,复社译者群体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共性与个性的双重特征,其翻译行为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受到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政治使命与学术伦理、组织化协作与专业惯习等翻译外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复社译者群体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语料库翻译学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结合应用提供了实证研究案例。

英汉交替传译核心能力在于译员的“潜文本”生成能力。译员的主体性决定潜文本的自生性,也决定译员的工作记忆生成。潜文本与工作记忆互相生成。基于此,在听音信息以英语为介质的交替传译中,听音信息的语篇图式解构是潜文本的逻辑调适和生成过程,工作记忆是潜文本生成的非物质形态基础,源于长时记忆的语境知识是潜文本生成的认知底蕴。本文对英汉交替传译中的译员核心能力进行探讨,明确了英汉交替传译中的译员核心能力,有利于口译学科在口译员能力研究上的拓展,同时指明了英汉交替传译教学与实践的主要训练方向。

构式的形义关系和概念变异性,是认知语言学的两个重要研究议题。前者涉及概念内容和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后者进一步探究相同概念内容和多个语言表达之间的形义关系。本文以翻译构式性理论观点为出发点,进一步论证翻译的有效切入点应该是小句层面的论元结构构式,因为构式的形义关系既涉及其概念内容和不同信息结构的互动,也涉及构式概念内容和语类要素的互动。因此,翻译的基本单位应该是语篇中句子的形义关系,翻译策略则应该是整体把握语篇,具体落实于小句构式的形义关系。本文从形义关系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究语篇、概念内容、信息结构和表层词汇—句法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社会翻译学”这一概念始于1972年,由霍尔姆斯率先提出,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兴起于二十年前。本文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根据其可视化分析技术,对国内社会翻译学的主要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探究其中的成果与不足。研究发现,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以学科构建的理论研究与译本译者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互印证,在理论方面尝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在实证方面注重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样性。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比例失衡,后者明显滞后;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较为单一,本土化建构乏力;研究对象相对集中,文本类型覆盖不全。未来研究应推动理论范式从“移植应用”转向“互构生成”,倡导方法论上的“问题驱动”与材料上的“多元拓展”,强化学科意识的“深度融合”而非“孤立转向”。

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翻译实践、翻译形态日益多元的背景下,传统翻译批评面临边界模糊、范式创新与功能定位不清的挑战。2025年11月28日至30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批评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六届翻译批评高层论坛顺利召开,这是中国翻译学界围绕“翻译批评”这一核心领域成立专门学术组织并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的一次重要实践。会议召开于翻译学科发展与转型的关键节点,对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组织化与研究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大会集中呈现并回应了翻译批评领域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本文以大会主旨发言与分论坛报告为主要依据,对翻译批评的学科边界、范式重构以及翻译批评的文化社会维度展开分析,以期勾勒当代中国翻译批评的知识结构与发展趋势。

作为现代物理学核心概念之一,“量子”概念自1914年传入中国以来,其本土化进程深受多元主体、历史语境等社会因素影响,呈现出一幅复杂的科学知识建构图景。本研究立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框架,系统考察1914至2024年间“量子”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翻译与传播路径。研究发现,在知识引入阶段(1914—1949),“量子”译名在个人译者的努力下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后经学术共同体的合力推动而逐步走向统一;在知识整合阶段(1950—2000),国家力量的主导使术语体系更加系统化并进入跨学科领域;知识再生产阶段(2001—2024)中,数字媒介技术革新了公众对“量子”的认知模式,也滋生了伪科学现象,并进一步激发科普工作活力。“量子”概念在中国的旅程体现出社会语境、技术更迭与群体协作的耦合交织,对于当代中国科技话语的形成逻辑具有启示意义。

红色动漫是数字化时代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文基于翻译传播学视角,以红色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为例,分析对日翻译传播的主体、客体、媒介、受体四要素特征:主体特征体现为统一的主体意图——确保红色文化内涵的有效表达;客体特征体现为影视文本类型特征——视听同步与多符号系统协同表达;媒介特征体现为多元交叉和即时互动性;受体特征既包括“Z世代”的讯息接受行为和心理特征,也包括日语特有的文化背景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译者如何基于四要素特征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以避免产生文化折扣,并通过基于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和因子分析,证明了译者通过与四要素充分互动后生成的译文有助于传播效果的提升。

翻译质量评价是翻译批评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亦是一个持续性、发展性的研究维度。然而,传统的翻译质量评价方法已难以应对数智时代日益变化的翻译实践。本研究综合翻译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知识,依托大语言模型和多智能体系统技术,构建了多维度汉译英翻译质量评价智能体MIA-CETQA,并以237篇汉译英议论文人工译文为研究对象,比较了MIA-CETQA与BLEU、COMET等主流评价方式相对于人工评分的一致性和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BLEU和COMET,MIA-CETQA评分结果与人工评分的一致性最高,且在准确性方面表现更优。进一步分析原因发现,MIA-CETQA在评价维度、运行机制、技术支持等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这也使其在翻译质量评价实践中表现优异。本研究为数智时代下的大规模人工译文自动评价提供了新思路与具体实践路径。

金融话语是国际金融话语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聚焦金融“话语”本体研究,从篇章的词向量语义相似度角度,就源语与译入语的话语倾向度进行数据对比分析,阐明金融话语倾向度优化理据,并制定翻译倾向度优化调整策略和大语言模型翻译优化学习策略。本文以优化篇章英译话语整体表达水平为独特研究视角,运用大语言模型进行汉语和英文词向量倾向性词语提取、智能学习和英译优化等,以期达到篇章话语英译倾向度平衡的目的。实验表明,大语言模型学习后的篇章英译话语倾向度表达趋向均衡,有效改善了译文的可接受程度,增强了金融话语的感召力和穿透力。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科技典籍英译是“讲好中国科技故事”的重要途径。以《天工开物》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系统考察了其不同时期的译介策略,揭示了科技典籍外译在科技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价值意蕴。研究发现,在片段式摘译期,西方译者对《天工开物》的叙事重构译介策略体现了其技术引进和探究之意图;在系统化译介期,翻译家们借助深度翻译策略对中国科技文化内涵进行了重构,强化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原创特征;在国家翻译工程期,中国本土学者采用“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既以异化策略确保技术信息的准确传递,又以归化策略保证了谋篇布局的逻辑性和地道性。对《天工开物》二百年英译策略演变的系统考察表明,采用恰当的策略翻译中国科技典籍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科技话语权。

京剧唱词的舞台翻译面临着深层困境,其根源并非语言转换的技术障碍,而在于中西方哲学传统与认知结构的根本性差异。本文以“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哲学分野为理论基石,从译者作为票友的舞台体认与文本细读出发,系统考察京剧唱词在音韵格律、典故专名及隐喻起兴三个维度遭遇的认知障碍。研究表明,当前翻译实践普遍偏重语义传递而忽视舞台表演的即时性与整体性,导致唱词所承载的中国戏曲美学特质与文化意蕴在语码转换中流失。为应对这一困境,研究构建了以“认知协调”为核心的翻译模型,推动译者角色从“语码转换者”向“认知协调者”转变。在方法论层面,提出“概念显化”“声意相谐”“多模态辅弼”三位一体的实践进路,并引入源于舞台实践的“体感检验”作为译文质量的核心评判标准。通过建立涵盖译者、演员、音乐家与人工智能的“翻译共同体”,在反复排练中实现译文的动态生成与舞台适配。研究揭示,尽管中西认知结构的深层差异导致京剧唱词具有天然的“抗译性”,但凭借系统性的翻译框架与协同机制,仍有望实现京剧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有效跨文化传播。